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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田会议述略

宋长琨 · 2021-05-18 · 来源:作者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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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朱德的主要分歧及其在古田会议上的最后解决。

  1929年的古田会议,是在极其复杂的背景下召开的。作为朱毛红军的领导人,毛泽东和朱德各自率领秋收起义、南昌起义的硕果仅存的部队,汇合于井冈山,建立了红四军。不过,作为红四军前委书记、党代表的毛泽东,与红四军军长、军委书记朱德之间却素有争执,争执的问题很多,而焦点在如何实现党对军队领导的问题。如江华所说:

  分歧的由来已久,从井冈山朱、毛红军会师以来,随着红军扩大和革命根据地建设的问题,在红四军党内以及主要领导之间,即有一些不同意见,并且在行动上也常有所表现。……是关系到党对军队的领导、关系到红军建设的一系列原则问题。[1]

  (一)毛、朱之间的主要分歧

  在1929年6月14日毛泽东《给林彪的信》中,说“军中有两个思想系统”,这“两个系统”之间的全部争论在以下各问题:(一)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二)军事观点与政治观点;(三)小团体主义与反小团体主义;(四)流寇思想与反流寇思想;(五)罗霄山脉中段政权问题;(六)地方武装问题;(七)城市政策与红军军纪问题;(八)对时局的估量;(九)湘南之失败;(十)科学化、规律化问题;(十一)四军军事技术问题;(十二)形式主义与需要主义;(十三)分权主义与集权;(十四)其他腐败思想。[2]

  这些问题都是自会师成立红四军以来,朱、毛之间思想观点、原则方法上的直接对撞,也是困惑红四军广大官兵的难题。这些问题和困惑一直没有得到系统解决,因而争论也就不可避免地延续下来。红四军七大前,这些争论变得尤其激烈起来。双方分歧、争论的焦点在以下三个方面尤为突出:

  1、党和军队的关系问题

  毛泽东自三湾改编以来,确立了支部建在连上的党管军队的思路,而作为军事主官的朱德,更倾向于建立苏联军队的“一长制”。

  陈毅对军、政关系有形象的比喻:

  政治工作人员与军官有四种方式:

  一、结发夫妻式:政治工作人员与军官平等,结果天天吵架;

  二、姨太太式:政治工作人员只负责政治训练;这样军官权力过大;

  三、父子式:军官听命于政治工作人员;

  四、军官与政治人员平等,由党内书记总其成,一切工作归支部,这样可以解决许多纠纷,划分职权,但要许多人材了。[3]

  毛泽东主张的是第四种,而朱德主张的是第二种。

  2、民主与集中的关系问题

  毛泽东主张有民主,但也要有集中,书记有最后决定之权。朱德则认为,红四军存在着“家长制”,所谓书记的最后决定权,是书记专政的家长制。红四军中另有较普遍的呼声,是实行自下而上的民主,由士兵委员会决定一切,也是反对党内书记的决定权。如陈毅在向中央汇报所说:“最近又犯了极端民主化的毛病,上级的命令未经下级讨论,下级便不执行或者说上级是家长制。”[4]毛泽东在三湾改编时建立了士兵委员会,实行官兵平等,实现了政治、军事、经济的三大民主,但几年后这种民主走上了极端。据陈毅在向中央汇报时,列举了工作委员会的主要工作有五项:

  1、参与军队管理;2、维持红军纪律;3、监督军队的经济;4、作群众运动;5、作士兵政治教育。[5]

  红军士兵委员会的存在及其作用,连共产国际都注意到了:士兵委员会的职能不仅是管理方面的,还有政治方面的作用,还干预指挥员的指挥。[6]士兵委员会作用的膨胀,既干预了指挥员的正确指挥,也影响到了党的正确领导。井冈山时期经历的“八月失败”,就与士兵委员会的权力膨胀有直接的关系。红二十九团士兵委员会违反红四军前委精神,擅自开会,改变既定作战方针和行军路线,决定队伍离开井冈山去湘南,结果几乎导致该团的全部覆没,给红四军和井冈山根据地造成了巨大损失。[7]二十九士兵委员会的行动决定,是在前委书记毛泽东不在场,而军长朱德不同意的情况下做出的,既无视党的领导,又胁迫指挥员。可见,士兵委员会的权力膨胀,到追求极端民主化,这是党、军领导都不愿看到的,也是毛泽东、朱德所共同反对的。

  红军建立什么样的制度,是实行苏联式的“一长制”,还是建立书记有最后决定权的民主集中制,或者搞自下而上民主的士兵委员会决定制,民主与集中的争论,被推向了高潮,愈演愈烈。

  3、游击战与根据地关系问题

  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是毛泽东自秋收起义上井冈山以来的形成的思想。早在1928年11月《井冈山斗争》一文中,毛泽东就提出在实现“四围白色政权中间的红色割据”,建立“军事根据地”的系统构想。[8]这种思想不但在当时全党之内没有知音,即使到古田会议前,中央的“九月来信”前,对此也没有提及。到1930年后,中央虽主张建立乡村苏维埃政权,但基本思路还是以城市为中心,在农村的割据也只是革命低潮时的权宜策略。因城市中心或“一省数省胜利”是战略,农村的武装割据是策略,故当敌人出现内讧或红军力量有所增强的时候,都不可避免地走上冒险的进攻道路,去夺取中心城市或实现“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毛泽东后来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总结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堪称空谷足音,超群绝伦,在党内能够知道的少,在军中能够理解的也不多。“知我者希,则我者贵”。如时任前卫委员、代理纵队司令的郭化若所说:“在建军初期,毛主席对一些重大问题有一定的构想,对人民军队有了明确的方向。朱总司令同我个人讲,我们是跟着毛主席走的,在建军初期对建军路线的认识不一致,我们还没有觉悟到。”[9]

  在众多的追随者中,朱德应为觉悟尚早的。在“赣南三整”时,朱德就给军队指出了乡村游击的奋斗目标和方向。他能够把南昌起义军队保存下来,用的就是沿着省边界游击,在敌人的缝隙中求生存,再通过游击、发动农民群众,壮大队伍、造大声势,迎来“十月革命”那样的革命高潮。朱德与毛泽东不同之处,在走农村游击与农村根据地的道路。毛泽东把不依托根据地的“脱离了边界的斗争”称作“流寇思想”。[10]毛泽东主张的游击战,有两个方面的差别:首要的,如前所述,游击战是否要以根基为依托,以建立割据的革命根据地为目标;其次,就是下文将论及的,红军在根据地建设中的作用问题。

  4、军队与政权关系问题

  红军与政权的关系问题,是是否建立根据地问题的派生。毛泽东主张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同时,提出了红军作为政权建设中的使命,红军既要保护根据地,又要建设根据地。军事、政治工作并重,军队与政权并建。指出,红军中存在 “偏于军事观点”的现象,“在游击工作中发展单纯的军事影响而不去发展政治影响”。[11]从“赣南三整”尤其“上堡整训”中可看到,朱德虽然重视发动群众,但对地方政权建设方面注意力不足,有所欠缺。

  综合双方的分歧,毛泽东强调党、军、政高度一体化,党对军队实行强有力领导,军队与地方政权形成强有力支撑,这样才能建立稳固的革命根据地。处理好这样的三种关系,才能为革命前途指明正确的方向,为红军和根据地发展做出正确的领导。要完成这样的使命,党的组织建设必须得到健全,即正确处理党、军队、政权中普遍存在的民主、集中的关系问题。因而,毛、朱之间或红四军内部普遍存在的以上争论,不是一般性的策略、方法之争,而是战略性、原则性的大讨论,这种讨论关乎红军的命运和革命的前途。毛、朱之争是一个象征性词句,主要是红军内部各种思想的一次碰撞,不能看成是朱、毛的对立。有些倾向,比如极端民主化,也是朱德不赞同的;有的思想,比如党的领导,朱德也是同意的,只是对领导方式有不同的见解,双方分歧在如何实现党的领导,等等。

  (二)毛、朱之争的全面展开

  毛泽东、朱德分别上述观点分歧得以公开,源于林彪给毛泽东的一封信,以及毛泽东给林彪的答复信,以及朱德给林彪的信。

  毛泽东在信中提出了他的主要观点:

  第一,有争论是党的进步,不是党的退步;

  第二,目前的争论是两个思想系统的争论;

  第三,党的领导,而不是听命于个人领导;

  第四,政治观点而不是单纯军事观点;

  第五,从前委到支部的党的领导,不是家长制,四军中没有家长制。

  他指出:“四军党内显然有一种建立于农民、游民、小资产阶级之上的不正确的思想,这种思想不利于党的团结和革命的前途的,是有离开无产阶级革命立场的危险。我们必须和这种思想奋斗,去克服这种思想,以求红军的彻底改造。”[12]

  朱德也在第三期《前委通讯》上发表《给林彪的信》提出了三点不同看法:

  第一,不同意“党管理一切”为最高原则,这违背党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主张。如果要实行此口号,必然使党脱离群众,使党孤立。过去有党代替群众机关直接管理的问题,我们反对此口号。

  第二,一切工作归支部是对的,但一切工作集中于前委,各级党支部只能遵照办理。要巩固党的基础,须打破家长制与包办制。[13]

  第三,毛泽东强调党员的自由要受限制,但他自己的行为是自由的,不服从中央调动。[14]

  这三封信分别以《林彪致毛泽东的长信》、《毛泽东复林彪同志信》和《朱德答林彪同志谈前委党内争论的信》为题,都发表在1929年6月中旬的《前委通讯》第三期上。三封信的公开发表,让广大官兵都可以看到、了解到主要领导毛、朱之间的分歧,因其中的问题涉及到红军的命运前途,几乎所有官兵都参与和经历了这个空前的大讨论。据萧克回忆:“在这种情况下,各纵队、支队党委讨论得更热闹了,甚至连朱毛去留问题都提出来了”,“连以上尤其纵队、支队干部天天开会,老是讨论这么几个问题:党应不应管理一切?是管理一切、领导一切还是指导一切?等等”[15]

  (三)红四军七大“各打五十大板”

  大敌当前,红四军的这种内部争论若无休止继续下去,将形成严重内耗,影响对敌斗争。为了终止这场争论,陈毅主持召开了红四军七大。陈毅在红四军七大发言中恳切地说:朱、毛两个,一个晋国,一个楚国,你们两个大国天天在打架,我这个郑国在中间简直是不好。办。我是晋楚之间,两大国之间,我站在哪一边?我还是希望你们两方面团结?[16]

  七大《决议》不同意把党内的争论说成是“两种路线、两种思想”的斗争,认为毛泽东在这一点上把问题看得过于严重。

  红四军七大决议案对发起争论的毛泽东、朱德“各打五十大板”,毛泽东严重警告,朱德书面警告。

  决议案批评毛泽东的错误在以下几个方面:

  A.英雄主义;

  B.固执己见,过分自信;

  C.虚荣心重,不接受批评;

  D.在党内用手段排除异己的,惯用报复主义;

  E.对同志有成见;

  F.工作态度不好;

  G.小资产阶级色彩浓厚。

  “因有以上之错误,使同志们怕说话,造成个人信仰,使小团体观念浓厚。”

  朱德的错误有:

  A.用旧军阀的手段,相信私人;

  B.有迎合群众造成个人信仰的倾向;

  C.无形间有游民无产阶级的行动的表现;

  D.工作不科学,无条理,无计划,马马虎虎;

  E.无形中夸大英雄思想的表现;

  F.不能坚决报告党的决议;

  G.不注意军事训练,不注意维持纪律。

  “因为有以上错误,弄成了军纪风纪松懈,使士兵具有流氓习气,难以纠正,又惯用手段拉拢部下,小团体观念极深。”

  对朱、毛二人提出的总批评:“朱毛两同志在党内外负责重要工作,不能因某种政策与意见不同而相互猜忌,又不提出来批评交由党解决,以致造成这次党内严重争论问题,给党造成不好的影响。朱毛两同志都有同等的错误,但因毛同志因负责党代表与书记之工作,对此次争论应负较大的责任。”[17]

  七大决议,否定了前委下再设军委的意见,认为确系机构重叠,并认为说“书记专政”纯属偏见。但对极端民主化、单纯军事观点、流寇思想这些焦点问题,因多数人未接受而未提出批评,使这个决议成为“并没有把问题彻底解决”的折中议案。[18]

  红四军七大不但没有解决“朱毛之争”,反而使内部分歧严重加剧,尤其反映在“朱毛去留”问题上。据陈士榘回忆:

  当时在部队中展开了一场去朱留毛、去毛留朱或朱毛均去的大讨论。一纵队和三纵队主张朱毛都不能去。当时我在三纵队第七支队当参谋长,支队上下都坚决主张朱德和毛泽东不走:朱毛一走,群龙无首,部队要出问题。我们要求红四军前委应该迎接毛泽东同志复职。但是有人却以这是“欢迎家长”为理由加以拒绝。[19]

  在前任前委书记毛泽东被迫离队、继任前委书记陈毅去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不在军中的情况下,思想不统一和领导之间的“朱毛之争”、以及衍生而来的领导去留问题的大讨论严重发酵,又与军中本有的极端民主化、流寇主义思想合流一起,造成“党和红军组织涣散无力,工作被动应付,政策上屡屡出现错误,士兵逃跑逐日增多。”[20]

  (四)“九月来信”与古田会议

  1929年8月底,陈毅赴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周恩来、李立三等中央领导,对于朱毛之争十分关心,对于红四军的发展历程和发展模式十分关切,他们多次组织会议听取陈毅的汇报。9月初,陈毅撰写并提交中央5份材料:

  (1)《关于朱毛红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

  (2)《关于朱毛红军的党务概况报告》

  (3)《关于朱毛红军争论问题的报告》

  (4)《关于赣南、闽西、粤东江农运及党的发展情况的报告》

  (5)《前委对中央提出的意见——对全国军事运动的意见及四军本身问题》

  这些材料对中央对红四军有了全面的了解,对朱毛之争有了正确的判断。中央由李立三、周恩来、陈毅组成专门小组,起草了《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九月来信”。中央来信中,赞同毛泽东的主张,反对军中的极端民主化和“一长制”倾向,支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指出:“党的一切权力集中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决不能动摇。不能机械地引用‘家长制’这个名词来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力,来作极端民主化的掩护。”前委书记具有最后决定权不是“家长制”;红四军七大毛泽东的落选也不符合党的组织程序,应恢复朱毛在红军中的信仰,毛泽东继续担任前委书记;

  根据中央“九月来信”召开的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通过的《决议案》,成为人民军队的建设原则。决议案列举了党内的错误思想,分析了这些思想产生的根源,并提出了有的放矢的纠正途径。决议反对单纯军事观点,承认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铲除极端民主化思想,力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肃清流寇主义的影响,建立、扩大红色政权与革命根据地。古田会议对各种非无产阶级观点和不正确思想进行了汇总,并提出了具体的解决对策。古田会议精神被迅速地传播到广大士兵中去,成为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如中共上犹中心县委据红四军九大决议案编成的《要怎样做才能打胜仗》,就有这样的说明:“特依照现在士兵的一般现象,与四军过去工作的文件,编成这本小册子,便作为红军的训练也可,作为赤卫军的训练材料也可。”[21]古田会议精神,成为红四军以及整个红军的建设的范本。

  古田会议,重新选举毛泽东为前委书记,由此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四军中的领导地位。由此,毛泽东的建党建军和建立红色政权的理论得到了延续和实行,又经过近一年的革命实践,他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理论得到了全面丰富和系统发展,并逐渐成为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辉煌智慧。[22]

  参考文献:

  [1] 江华:《关于红军建设问题的一场争论》,《党的文献》1989第5期,第36-41页。

  [2] 《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64-65页。

  [3] 陈毅:《关于朱毛红军的党务概况报告》,《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五集,第774页。

  [4] 陈毅:《关于朱毛红军的党务概况报告》,《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五集,第774页。

  [5] 陈毅:《关于朱毛红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集,第759页。

  [6] 1930年4月15日《马马耶夫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委员会扩大会议上的报告》,《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党的系统》第1册,第787页。

  [7] 杨开明:《杨克敏关于湘赣边界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第253-254页。

  [8]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1964年版,第70页。

  [9] 蒋伯英《郭化若将军访谈录》,《党史研究与教学》,1999年第6期,第19-24页。

  [10] 毛泽东:《给林彪的信》,《毛泽东文集》第一卷,第69页。

  [11] 毛泽东:《给林彪的信》,《毛泽东文集》第一卷,第68-69页。

  [12] 《毛泽东文集》第一卷,第68-75页。

  [13] 《朱德年谱》新编上,第150-151页。

  [14] 《关于红四军第七次党代表大会的若干情况》,转引自余伯流《红四军党的“七大”纷争与古田会议》,《党史研究与教学》2010年第1期,第4-10页。

  [15] 萧克:《朱毛红军侧记》,第93页。

  [16] 胡石言等:《陈毅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年版,第101页。

  [17] 中央档案馆保存件《红军第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案》,1929年6月22日。转引自傅柒生《古田会议》,第110-111页。

  [18] 《陈毅年谱》上卷,第135页。

  [19] 陈士榘:《从井冈山走进中南海——陈士榘老将军回忆毛泽东》,第113页。

  [20] 陈士榘:《从井冈山走进中南海——陈士榘老将军回忆毛泽东》,第113页。

  [21] 1930年1月17日《要怎样做才能打胜仗》,《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0(1)》,第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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